李永忠，字一忱。1986年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系，1990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2003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均为书法艺术，导师均为欧阳中石先生。2005年起执教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系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院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
◆◆明清书家润笔的困局◆◆
不断地被索取，没有等值的回报，甚至根本没有回报，书家只得通过拖延、粗率敷衍等方式了事，有的书家则以代笔应付。关于代笔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晚明时期“在艺术家和商人的双重推动下，艺术经济蓬勃发展。书画家与商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在应接不暇之际，一些名家甚至让人代笔捉刀”。又，“一旦绘画的市场价值增势猛烈并成为公开的考虑因素，那么对画家来说，他们追求作品数量和加快创作速度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像金农这样炙手可热的画家只有雇人代笔才能满足对其作品的需求”。这只是想当然罢了：如果足额支付润笔，买家规模势必缩小，书画家就不会“应接不暇”、“炙手可热”；如果书画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即便请人代笔，那又与“艺术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价值增势猛烈”有何干系？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在求书者付润的情况下，书画家大多不会选择代笔，因为代笔的本质是欺骗，代笔行为将妨碍书画家吸引潜在买主，影响与回头客之间交易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与代笔者之间的利益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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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六《论画绝句十二首》：“隐君赵左僧珂雪，每替香光（董其昌）应接忙……”自注云：“董文敏（其昌）疲于应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指出董氏通过代笔应对索画者。其书法亦有代笔者，赵翼《陔余从考》“书家代笔”条：“董思白（其昌）有门下士吴楚侯名翘。后改名易。以能书荐授中书……诸祈请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而去。楚侯寓舍绫素堆积。多于思白桇上也。然则今世所传思白墨迹。大抵皆楚侯书耳。”如此大比例的代笔，想必也是由于董氏“疲于应酬”。又，傅山坦陈子侄为自己代笔：“然此中亦有不传之秘。强作解人，又辄云能辨吾父子书法，吾犹为之掩口……每闻其论，正詅痴耳。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吾省劳。”如果傅山的润笔期待得到了满足，谅他不会说出这般陷自己于不义的话，而且还带着解恨的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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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开代笔作品，有的索书者要求书家当面创作，但这只能保真，不能保好。傅山记录了这样的事例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使拙书不足观，即真者安足贵邪！”如果不认识书家本人，即使当面书写，也未必保真。叶廷琯《欧陂渔话》卷一引萧张翀《淞南识小录》云：“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其昌）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为人所绐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书较工也。此又可见，名家随意应酬之笔，常有反出赝本下者，可遽定真伪于工拙间乎。”（这固然是一个买家付润得字的例子，但没有证据证明董其昌经常收到书作润笔或参与了社会上相关交易的利益分配）新安贾人经历了令其防不胜防的“亲自代笔”，感受了从“伪而工”到“真而拙”的奇幻，也许还体验了诡谲江湖的寒意，就算结果不坏，也不会促动其进一步涉足此类交易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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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张翀“名家随意应酬之笔，常有反出赝本下者”之论，佐证了傅山“使拙书不足观，即真者安足贵邪”的见解。不过，不能因此认为买到好的代笔作品的人应该比买到“随意应酬之笔”的人更为愉快，因为好与不好是相对的，而真与假是绝对的，被动地接受代笔意味着上当，这是一种对智慧的嘲讽。代笔是书家应对自私索书者的策略，虽然对书家固有权益有所保护，但书家的社会信誉受损，一些可能的买家望而却步，这又回过头来妨碍书家实现收取润笔的意图。是索书者先足额付润，还是书家先停止代笔，这显然是一个僵局。当然，“随意应酬之笔”的问题也包含着同样的逻辑——是索书者先付以令书家满意的润笔，还是书家先放弃随意应酬的创作方式，这也是一个僵局。打破僵局之前，只能任其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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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家主导下的代笔之外，社会上的作伪也是构成明清书法市场的成份。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吴子赝笔，借余姓名，行于四方，余所至，士夫辄以所收视余，余心知其伪而不辩，此以待后世子云。” 又，叶廷琯《欧陂渔话》卷一：“曾见方兰坻《书论》记一事云：思翁（董其昌）尝为座师某公作书，历年积聚甚多。一日，试请董甲乙之，乃择其结构绵密者曰：‘此平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某公不禁抚掌曰：‘此门下所摹者也。’乃相视太息。”又，王世贞《艺苑巵言》：“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一种行草，有俗笔，为人讹写乱真，颇可厌耳。”又，安世凤《墨林快事》卷十一：“希哲翁（祝允明）书遍天下，而赝书亦遍天下……为拙目陷阱。”社会上的赝品当中，有些是书家本人“心知其伪而不辩”的，有些竟然书家本人也不能辨别，不难想像，出现大面积的“拙目陷阱”是自然而然的事。赝品的泛滥会产生近于“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一则赝品流通必然使真品销量受到挤压（邱炜萲《菽园赘谈》卷三：“昔杨二山太宰每向飞凫人曰：‘有假者持来我买，真迹价重，我不能买。’”），而真品销量最终总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书家收益之间构成或多或少的关联；二则赝品的普遍存在不是什么秘密，它使一些本想托人代向书家购买的主顾选择放弃，从而影响了真品的出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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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书家润笔困局略如上述，需要强调和补充说明的几点是：
判断明清书家润笔状况的关键是考察书家在需要的情况下能不能得到适量润笔，所谓“适量”当是结合其书作市场价格和当时物价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值，似宜以能满足正常生活为底线。有些实际不需要或声称不需要润笔的书家以低于“适量”的标准收受或干脆不收受润笔，他们的润笔诉求看似达成，但这不能说明他们的润笔状况良好。另外，书家把作品用于至友、亲属、同僚等人情交往，其回报水平（假如能够统计）不应视为润笔状况的依据，因为圈子不同于市场，其中包含着历史、感情、难以估量的当下和未来利益等诸多复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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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已经出手而书家本人并没有得到适量润笔或根本没有得到润笔，一点也不妨碍它们在当时的市场上活跃地交易，纵使“一纸不啻拱璧，人争宝之”，也不必奇怪。质言之，对很多书家来说，那是一个他们被盘剥之后又被剔除在外的市场，因此，不能根据明清书画市场活跃程度反推书家润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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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润容有很多方式，除货币支付外，还可付以易于折现或书家希望得到的物品，宴请书家，为书家提供劳动或服务等。一般地说，付润方式不是特别重要，书家润笔状况的核心因素是所得“适量”与否。事实上，不论何种付润方式，明清书家得到“适量”润笔的情况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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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地看，明清书家润笔状况不景气是求书者没有支付适量润笔造成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求书者的吝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求书者也想得到其他东西，比如一口锅，他们不会不付款就拿走锅，因为他们知道锅是有成本的。在他们看来，毛笔可以反复使用，墨汁用量不大，书作中算得上成本的只有纸素，他们可以自己提供（这是极为普遍的情形，上引“愿诸君收回绢素”“积压纵横旋散失，寻觅几番搔首”“楚侯寓舍绫素堆积。多于思白桇上也”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于书家的举手之劳，多少有所表示就是了。尽管求书者考虑得不周全，但书法作品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们必定与通常的劳动产品不同，书作的成本简直无法计算，所以定价殊乏凭据，这使得书家在与求书者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在社会关切中，文人身份的书家固应以义为尚，逐利是庸俗而可耻的。
作者：李永忠 名称：兰亭集序 尺寸：23.5X174CM
到清代末年，特别是在上海地区，书家润笔状况有所改善，但还谈不上根本改变。这是因为由来已久的制约书家实现润笔期待的因素尚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物质性眼光看待非物质性书作的观念没有变化，仍然没有出现保障书作交易各方权益的契约类文件，也没有出现解决交易各方纠纷的法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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